图一，左六为中纪委常委、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

图二，前排中为中纪委常委、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

多次去北京，每次都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红安荣耀”。这次尤盛。

接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通知，11月24日，我赴京参加其年会。初冬的北京，天气非常好。党的“十八大”刚闭幕，到处张灯结彩，红色条幅醒目喜庆。

刚办完入住手续，黄冈中院秦永高副院长就打电话给我：“红安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领导石志刚和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阮成友将军，要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红安籍人士接风，你负责召集，他们马上就来接。”

坐上中央警卫团的车，说的都是红安话。身处高级豪华宴会厅，就像置身于红安。阮将军首先举杯：“我们好高兴，能在北京开以红安人名字命名的学会，又来了这么多红安人，确实难得。我代表在京工作的红安人为你们接风！”大家把酒言欢，没有身份的高低，只有纯朴的乡情。

大会特请国务院法制办袁曙宏副主任作了党的十八大宣讲报告。新当选的中纪委常委、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讲话时，一句“我也是湖北老乡，是董老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赢得全场掌声。

分组讨论会上，河北社会科学院一法学教授对我的论文提出质疑：“按时间节点，1927年4月七里坪革命法庭应是国民党办的,怎么能叫革命法庭？”我当即回答：“法庭虽是国民党黄安党部设的，但法庭人员全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法庭办的是为民除害、扩大共产党群众基础的事，怎么能说不是革命法庭？”我还从多个方面论证革命法庭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法庭，论证其存在的时间、阶段、特点、存在的意义、对我国革命的影响、对法治中国的影响等。《董必武传记》的作者胡传章老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的观点，他说：“董必武、毛泽东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干事，能说他们都是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吗？”英山人、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春龙紧接着支持我：“七里坪革命法庭是中国革命第一法庭，是2002年首届年会的全体法学专家公认，这是不能有质疑的。”他还旁征博引，对该法庭的作用和对中国法治的影响谈了很多不可推翻的观点。麻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积极支持我的观点，他提出几个问题与该教授商榷。

在去首钢参观时，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孙琬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著名法学家孙国华同我合影。孙琬锺说：“七里坪革命法庭是第一革命法庭，这是没有错的。”孙国华说：“这是2002年我们去红安时就得到大家一致认同的，我们还都写了字。”孙琬锺说：“我是第一个写的。”孙国华老教授问我：“我们写的字都在吗？”我说：“都在，我们当宝贝呢！”二老高兴地笑了。

25日晚宴过后，最高法院为我们参会人员举办了“为董老而歌”的大型晚会。演员全是在职的最高法院工作人员。这些平时难见上一面的法官们吃了午饭就来到演出现场作准备。主持人介绍，他们还专门请了中国京剧院、战友歌舞团的著名导演、演员作指导。当董老的话语、董老的诗词搬上舞台，我作为一个红安人，一个董老家乡人，自豪感油然而生。

26日下午，最高法院设宴为黄冈参会人员送行。席间，黄冈市中级法院院长贾石松说：“董老考学的黄州考棚街我去看过，感受了一下。”省高院原院长吴家友说：“董老为中国革命，在我们湖北做了大量的工作。”原山西省高院院长李玉臻说：“董老的足迹在我们山西留得最多，他的好多文章、诗作都是在我们山西写的。”原河北省高院院长刘瑞川说：“董老真正的辉煌时期是在我们河北。他主持华北工作，为共和国的建立做了试验。”引得大家一片笑声。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麻城姑娘、《麻城杜鹃花》的原唱蔡琴来献歌助兴，熊文钊教授也献上一曲红安黄陂一带民歌《叫我怎能不唱歌》助兴。正宗的红安土腔，让我们在北京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红安荣耀”。

（本文刊载于2012年12月15日黄冈日报，作者系红安县人民法院机关党总支书记）